青海玛多县黄河源区扎陵湖畔所发现的石刻，无疑是个惊人的发现，其引发争议，是情理之中的。有关石刻真伪的“外部”问题，比如气候条件、历史地理、环境交通、石质保存、文字雕凿、字体风格之类配资公司平台，还有专门性的历法问题，皆非我所能置喙。在此，我只是单纯从文本，即单纯从石刻铭文的叙述内容，来讨论这个问题。
依据公布者的释文，刻铭全文标点如下：
皇帝使五大夫臣翳，将方士采藥〈昆〉陯。翳以廿〈六〉年三月己卯車到此。翳□前□可一百五十里。
我以为，真正的疑点，是看似很普通的动词——“采药”。“采药”一词，在我们现在看起来，自然是古代的词语，但“古代”实有不同的古代，或者说“古代”在古人眼里实有不同的层次。简单说，“采药”这个词并不是那么古，照我的检索，它实际上并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。
我利用了“识典古籍”和“搜韵·古籍检索”这两种数据库，来检索“采药”一词，发现它不见于上古经典，包括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礼记》；也不见于诸子，如《论语》《墨子》《老子》等；不见于诗歌文献，包括《诗经》《楚辞》；也不见于史书，如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；甚至也不见于地理性质的文献，如《山海经》。更重要的是，“采药”根本不见于《史记》，事实上，它几乎也不见于所有的西汉文献，只在刘向的《列仙传》里出现了三次——但《列仙传》是否刘向所作，向来就有争议，也有作于东汉和魏晋的说法；到了东汉的《汉书》，才出现了几次：《郊祀志》三次，《地理志》一次，如此而已。因此，从“采药”这个词的使用来看，青海秦石刻遗存确实是可疑的。
有人指出，《汉书·郊祀志》里的“求神采药”之语，系出自西汉谷永的上书，他认为这“表明至少在西汉就已有‘采药’的说法”。检索《汉书》原文，略云“成帝末年颇好鬼神，亦以无继嗣故，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，皆得待诏”，谷永因之进谏，谏书里有这样的话：秦始皇初并天下，甘心于神仙之道，遣徐福、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、采药，因逃不还，天下怨恨。汉兴，新垣平、齐人少翁、公孙卿、栾大等，皆以仙人黄冶、祭祠、事鬼使物、入海求神、采药贵幸，赏赐累千金。
班固所引谷永上书，我们可不必怀疑，如是，则“采药”一词确已见于西汉。不过，谷永上书是汉成帝末年的事，成帝死于公元前七年，去西汉灭亡已不到二十年，而此时去秦一统天下仍超过二百年，故而“采药”一词的“长期缺位”，以目前所知仍是事实。
刘钊先生《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》一文对我的“采药”晚出说有个回应：“当时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‘采药’之说的，只是因文献太少，恰巧不见而已。”这个辩驳，不但避开了“采药”是固定词语这一点，更以“文献太少，恰巧不见”将问题模糊过去，是欠缺说服力的。我觉得词语是一个硬指标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有两百多年的时间，文献不可谓少了，不好说“恰巧不见”吧。
从目前所知的用例来看，大体在西汉以前，凡曰“采×”者，无论是“采芝药”，还是“采金”“采青”“采铜”，都是指在野外采集某种自然物，并且这个“×”是一种具体的自然物专称，而“采药”的“药”，却是人造物，并且是一种泛称；更重要的是，“采×”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字词组合，这个“×”可以是形形色色之物，是可以自由置换的，而“采药”却显然是一个固定的词语。因此，从语文性质来说，“采×”与“采药”不能等同，从“采×”到“采药”，可说是一种修辞的转换和跨越，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，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完成的。
关于“采药”的“药”是一种人造物这一点，又有人质疑，后世所“采”的那些“药”，明明得于野外，不也是自然物吗？我是这么理解的：“采”字本指采集各种自然物，而“药”字的本义，则是指用以治病、用以服食之物，也即人造合成之物，这种“药”是没法直接从野外“采”来的。正因此，早期的“采”字与“药”字才不会搭配成一个词。但到了后来，“药”字的使用渐渐泛化，其涵义也可以指“药”的原材料，也就是可以指自然物了，这个时候，“采”字与“药”字原来的“隔阂”就打破了，二者就可以搭配成一个固定的词了。总之，“药”字的涵义有一个前后变迁的过程，而“采药”一词的成立和流行，与“药”字涵义的前后变迁应该是约略同步的。
对于“药”字的具体使用情况，事涉琐细，我没有能力仔细梳理。但我正好看到包伯航先生的帖子《从中医文献学的角度，辨析“采药昆仑”刻石的真伪》，里面引用了沈澍农先生的论文《中医概念“方”“药”初义求真——以简帛“方”“药”用法为中心》。其主要结论是：秦汉时期的“药”字，主要指制成后应用的“药品”，不同于我们现代指药材的“中药”；即秦汉时的“药”字偏向指药品，基本不指药材；后世的“药”字偏向指药材，也指药品。“药”字由指药品转而指药材，这一引申使用发生的时间，大致是在东汉后期。对“药”字的词义变迁，沈澍农的考证结论相当明晰，这对于“采药”晚出说是一个很有力的支持，二者正可互为印证。
“言有易，说无难”，我不敢说，“采药”晚出说一定不会有反证，但至少，“采芝药”或“采金”“采青”“采铜”之类，是不足以作为反证的。
或许有人会认为，“采药”这个词可能早就存在，只是不见于传世文献而已。但“采药”并不是那种冷僻而很少使用的词，在神仙方术盛行的时代，它应该是一个流行词，可是，在《史记》这种体量巨大的书里，在同时代所有的文献里，都不见踪影，这怎么解释呢？难道汉代的作者竟那么心有灵犀，都故意不使用这个词吗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同样是记录秦汉求仙的事，西汉末年的谷永用了“采药”这个词，而此前司马迁却完全没有用这个词，这个对照不是很耐人寻味吗？
总之，对于青海石刻来说，“采药”问题可算是一个语文学的疑点，一个重要而不易抹杀的疑点。
最后，关于青海石刻问题的这场争论，我的看法是：对于有争议、有悬疑的问题，有点像“开盲盒”，一时的结论如何，不是最重要的，认真提出自己的论据，提出自己的理由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（本文依据作者《从文本看“采药昆仑”石刻的疑点》等四篇文章综合而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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